历史上多少惊涛骇浪，往往涌起于看似平静的会议桌旁。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历史中，已召开过20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。党代会召开的时间间隔，从建党早期大致每年一次，到17年、11年、13年、4年1次的不定期，再到党的十二大后固定为每5年一次；党代会的地址，从上海、广州、武汉，到莫斯科、延安，最后到北京——这种时空变化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从小到大、从幼稚到成熟的光辉历程。

细节一：党的一大中就有所谓“‘左’和右两种倾向”吗

濮清泉是陈独秀的表弟，因参加托派组织曾和陈独秀等人一同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。在狱中，陈独秀经常和他谈起自己的经历，这些谈话给濮清泉留下很深的印象。1980年，濮清泉发表几万字的长文《我所知道的陈独秀》，披露了陈独秀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和见解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在这篇文章中，濮清泉谈到陈独秀对党的一大的评价：“他说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就有‘左’和右两种倾向。”

实际情况如何呢？

1921年7月23日晚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（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农业部部长）的住宅内召开。

党的一大会址

当天，参加大会开幕式的13位代表全部到齐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、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会议。

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，因他未能来上海，就临时推选参与一大筹备工作的北京代表张国焘主持。毛泽东、周佛海担任记录。

在开幕式上，首先由张国焘向代表们报告会议筹备经过，说明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。接着，张国焘提出大会的议题，包括制定党的纲领、党的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。刘仁静坐在马林旁边，把张国焘的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。坐在马林另一侧的李汉俊偶尔也补充翻译几句。

张国焘讲话后，由马林致辞，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。他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概况，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。马林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，一直讲到将近半夜，给代表们留下深刻印象。十几年后，毛泽东对此还记忆犹新，评价他“精力充沛，富有口才”。

随后，代表们具体商讨了会议的议程和任务，一致同意先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各地区的工作，然后讨论和通过党的纲领，制订今后的实际工作计划，最后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。这些议程分别安排在以后几天的会议中逐项进行。

7月24日，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、团组织的情况。

7月25日和26日，休会两天，由张国焘、李达、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。

7月27日、28日和29日，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，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。

代表们在讨论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时，意见基本一致，但在个别问题上也有分歧。上海代表李汉俊认为，世界上的革命，既有俄国的十月革命，也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。中共要走什么样的路，最好派人到苏俄和欧洲考察，再成立一个研究机构，经过一番研究后，才能决定。他认为，目前党最实际的做法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，待这一革命成功之后，中共可以加入议会开展竞选。

北京代表刘仁静则反对李汉俊的意见，认为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，中国共产党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。他拿出《共产党宣言》，说中共应该按照马克思、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去做，即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，实现共产主义。

十三位党的一大代表铜像

对于李、刘二人之间的争论，濮清泉如实记录了陈独秀的评价：

“张国焘、刘仁静两人是倾向极左的，主张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。他说他俩是醉心‘左’倾名词的‘疯子’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他俩也不看看当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情况，以为那样少数的无产阶级就可以单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，真是‘幼稚得可笑’。李汉俊却倾向极右，他主张党只能进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，不能搞实际革命工作。他认为一切都要合法，不能进行非法活动，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落后了，要想像俄国无产阶级那样，最少还要几十年。陈独秀说，李汉俊要搞合法的马克思主义，可惨的是蒋介石连这个合法的人，也不允许他存在，必杀之而后快。李汉俊还免不了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。”

“陈说第一次代表大会，拒绝了这两种倾向，制定了党的章程（按：应为党纲）。他说这个章程是按照列宁建党的原则，即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精神而制定的，是定得好的，比欧洲各国的党章要革命得多。”

应该说，陈独秀对党的一大“左”、右两种倾向的概括是比较准确和深刻的，他对一大纲领的评价今天看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。由于强调遵循布尔什维克列宁式的建党思想，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避免了第二国际式的社会民主党的弊病。

细节二：毛泽东首次进入中央领导核心

在党的三大会址恢复和重建过程中，有学者撰文指出，在调查党的三大会址时发现，党的三大中央局秘书并非原来教科书中所说的毛泽东，而是罗章龙。此文一出，立即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。

根据当年辗转传到苏联的档案等重要资料显示，毛泽东是党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的秘书，这种说法是学术界的共识，且广为人知。但上述学者提出，从苏联复印回来的材料有可能是一篇错误很多的回忆录，理由是：该文没有完整反映党的三大通过的党纲、党章、组织法及各项决议，不是大会记录，更不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报告。党的三大通过的党的中央组织法规定党的主要领导人称委员长，但该文仍称陈独秀为总书记。该学者还认为，罗章龙的回忆，也有失实之处。在他的记忆中，他一直记得是毛泽东或其他人任秘书，自己没有担任过秘书。直到看到中共中央委员会于1923年12月25日发出的“第十三号通告”复印件，上面有自己的德文签名，才忽然“醒悟”：原来自己确实是秘书。由此，得出结论：“以上种种说明，‘三大’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局秘书是罗章龙。”

192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《通告十三号》，由陈独秀、罗章龙分别以英文和德文署名

事实究竟如何呢？由中央档案局提供的珍贵文件《中共中央第五号通告》复印件揭开了谜底。上面清楚写明：1923年9月上旬，中共中央机关从广州迁回上海。10日，中共中央发出第五号通告，宣布中央局自广州迁回上海后的人事变动：“中局组自迁沪后略有更动，即派平山同志驻粤，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。又润之同志(即毛泽东——引者注)因事赴湘，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。”

由此说明，在9月10日以前，毛泽东确实是第三届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局秘书，而罗章龙是他的接替者。至于12月25日发出的“第十三号通告”，上面的签名自然是罗章龙而不是毛泽东了。

1923年9月10日中共中央《通告第五号》

“中央局秘书”一职，是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特设的，实际上相当于后来设中央主席时的总书记，并不等同于党中央“秘书长”，因为“中央局会计”的职责也属于秘书长工作范围。对于秘书的职责，《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》规定：“秘书员［负］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，并管理本党文件。”此外，该组织法还特别规定：“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。”“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，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，附加会议之日程。”这既说明了作为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，也体现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尝试通过制定党内法规的形式，制约最高领导人的权力。

在党的三大上，毛泽东被选入中央局并担任秘书，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层。事实上，他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第二把手。后来，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，从而使党中央真正有了负责全党自身建设，特别是党务工作的专职主持者。事实也证明，党的三大后，全党组织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。

细节三：周恩来和刘少奇彻夜商议党的八大文稿；邓小平曾婉拒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

中共八大的整个筹备工作十分紧张繁忙，但是中央很注意发扬民主，坚持集体领导，走群众路线。

当时，刘少奇负责起草《政治报告》，周恩来负责起草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》，邓小平负责起草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》。他们经常互相提供材料、交流思想。有时碰头开个小会，有时通电话谈个问题，通报点情况。

据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回忆，周恩来的作息时间和刘少奇比较一致，所以经常凌晨两三点钟以后还打来电话。有一次凌晨两点多钟，总理打电话问：“少奇同志还在办公室吗？”秘书回答说：“他刚进卧室。”总理知道刘少奇进卧室后有坐在床上继续看东西的习惯，便对秘书说：“我和富春同志马上去一下。”秘书立即报告刘少奇，刘少奇说：“就请总理他们到这里（指卧室）来吧。”

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等在党的八大主席台上

周恩来下车后，一边疾步走着，一边还借着灯光拿着材料看。上楼梯时，跟在后面的李富春看见总理还那样专心看手中的材料，便提醒说：“你要看楼梯，不要看文件了。”周恩来回头朝李富春一笑，说：“没关系，我的眼睛比你的眼睛还好。”

秘书把周恩来和李富春直接领到刘少奇的卧室。这时，刘少奇正坐在床上看材料。他们没说半句客套话，周恩来就近坐在刘少奇午休用的躺椅上，李富春坐在放衣服的凳子上，开门见山谈问题。

工夫不大，他们谈话结束了，先后下到一楼。走在前面的李富春迷了路，这时，周恩来也下来了。李富春回头一本正经地说：“糟糕，我迷失方向了。”周恩来哈哈大笑，并风趣地说：“今天打破你的常规了，通常这时正是你做梦的时候，来，我做你的向导。”

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。邓小平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，邓小平、彭真、王稼祥、谭震林、谭政、黄克诚、李雪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，刘澜涛、杨尚昆、胡乔木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。邓小平一向做事谨慎，对于担任总书记一职，开始酝酿的时候，他一直是婉拒的。

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曾回忆说，党的八大会议期间，有一次政治局常委开碰头会。他怕刘少奇找他要文件，就坐在会议室门口准备着。常委们里面说话，他都听得清楚，内容是动员邓小平出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。当时邓小平的声音比较大，一再推辞：“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的威望和能力都不行，怕难以胜任，还是让别人当吧！”邓小平的态度诚恳而坚决。“我们是医生，书记处是护士，你是护士长，还是我们的助手嘛！”毛泽东那浓重的湖南口音传到门外。接着是周恩来的声音：“毛主席比喻得很形象！”毛泽东又补充说：“其实，还是你那个秘书长的差事！”其他几位常委也帮着动员邓小平。这时，刘少奇说话了：“主席，我看就这样定了吧！”“好，定了！”毛泽东一锤定音，其他常委也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定了！”邓小平于是没有再推辞。

在中央决定邓小平做总书记时，他曾向毛泽东提出，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，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呈送。毛泽东不同意，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，什么事都要管，中央的事都由书记处做，发文用中央名义。这实际上是赋予书记处重要责任，也是对邓小平的信任。在以后书记处的工作中，对承办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，一般按照邓小平的意见转出去。

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

书记处成立后第一次开会时，周恩来参加了，邓小平让周恩来主持会议，周恩来一再说他不宜主持中央书记处的会议。由于书记处要管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，面很宽，以后又增补了国务院和军队的同志，有李先念和罗瑞卿等。